这就是董仲舒的《春秋》之大义。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政治思想与经典学术紧密相关。应该说，宋学思潮中产生不同学者、学派，其实均希望兼顾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两个方面。

宋代士大夫之所以特别钟爱《孟子》一书，与《孟子》鲜明表达出来的大丈夫的独立人格、浩然之气的内圣精神有关。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9]《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58页。而王安石的新政、新学却引导君主、士大夫走入一条弃城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的错误道路，这不仅是新政、新学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且也引发了士大夫群体对宋学进一步发展的反思。王安石推动熙宁新政而颁行新法时，荆公新学也成为思想学术的主流，儒家士大夫群体因政见不同、学术差异，引发了新党和旧党、新学与理学的党派之争、学派之争。

许衡在解《大学》德润身，心广体胖时说：那有德的人，他中无愧作，心里宽大广平，身体自然舒泰，这便是德润身处。然而，《中庸》强调身之中源于心之中。在宋儒看来，这些具有最高政治权力、创造巨大事功的政统代表人物，其实无一不是缺乏君道的帝王，故而政统总是严重背离道统。

[2]韩愈强调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从尧舜传之孔孟的一以贯之的道，其实是强调儒家仁义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化根基。而彭龟年把老师张栻的学说看作周程道统的正传，显然希望强化张栻的道统地位。战国盛，仪、秦起，道大坏也，荀况存之。应该说，南宋时期儒学学派林立的社会，各家各派均认同自己的道统论，特别强调自己才是儒家道统的真正传人，恰恰表达出宋代士大夫一种文化担当的主体意识。

同样，《四书》学偏重内圣的人格修养，但是离不开外王的经世目标、政治治理，否则其内圣人格、心性修养、价值理想就永远无法落地，是一种空泛的道德理想。春秋战国以后的儒家士大夫以教为本，希望治能够依托于教。

[12]《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所以，在以《四书》为经典依据的道统谱系中，道统授受主体主要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一，因春秋战国以后治、教分离，儒家士人强调以教统治。他另一方面力辟背离儒家正统的杂学特别是佛老之学，他接着说：自西汉至李唐其间鸿生硕儒，摩肩而起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庚妖艳邪侈之言。后来，与陆学一脉相承的明儒王守仁，也坚持陆九渊在儒家道统中的正统地位，认为陆氏之学乃孟氏之学也。

《孟子》一书中就提出了性善、良知、良能、尽心、知性等等。孟子关心道德本心、精神人格、内心修养的思想，对陆九渊之学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祚微，王莽篡，道大坏也，扬雄存之。陆九渊仁义礼智源于人心四端，可见他关于心即理的重要思想，就是以此为其理论基础。

陆九渊本人将自己的学说归之于先秦的孟子，与朱熹的道统论相违，故而受到朱熹的否认。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同时继承和完善了二程的道统论，成为宋代道学派的道统论的完成者。

三、道统与政统，该谁最终主导国家秩序？ 唐宋儒家之所以建构道统论，不仅仅与三教谁是中国文化正统、哪一流派是儒家正宗的问题有关，同时还与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代表文化权力的士大夫与代表政治权力的君主该谁主导国家秩序的问题紧密相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由于陆九渊最鲜明地继承、发展了孟子的学说，故全祖望说：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学者迷统绪，扰扰徒外驰。宋儒在建构道统论的时候，特别重视治、教合一的政治目标，他们推动君主主导的治理和儒生主导的道统的合一，希望以此达到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目标。有庞眉名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由于宋代士大夫群体的社会来源、政治出身均发生了变化，故而他们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文化情怀、学术使命均发生了重要变化。[13]叶适对儒家之道有一番自己的理解，他也肯定从尧舜到孔子的儒家之道的授受谱系。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道统论 士大夫 。所以，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问题：儒家内部的诸多流派中，究竟哪一家才是儒家的思想正统？特别是在南宋时期，新的儒学形态正在走向集大成阶段，儒家内部诸多流派的思想差异更加鲜明，他们不断展开激烈的学术争鸣，宋学思潮中究竟谁是儒学正宗的问题日益突出。

而宋儒的《四书》学则是将此完全颠倒过来，他们强调内圣人格、道德教化、心性修养必须处于更为优先、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地位，内圣品德决定外王事功，德治是完成国家治理的根本，心性修养高于礼法制度的建设。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是宋代道学派的集大成者。

[14]叶适：《总义》，《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五。韩愈的道统追溯，就是为了明确儒家之道与佛、老之道的根本区别，即如他说：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朱熹理学一派源于二程兄弟，他们以继承圣人之道相标榜。[7]孙复：《上孔给事书》，《全宋文》第19册，曾棗庄刘琳主编上海辞书出版2006年，第25页。宋学其实既重视外王也重视内圣，但是各派有不同的侧重。[6]他在这里所说的道统虽然源于早期儒学，但是他重新倡导和强调这一道统授受脉络，其实包含着抵御佛道、确立儒家文化正统的积极意义，显然，这正是一种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

因此他所谓原道，就是要从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脉络中确立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的中华之道。其实，这一种多元化道统思想，在道统论初期的北宋时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他们提出的道统论是与儒学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儒家士大夫面临佛道挑战时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此相关，这些不同学派和学者均明确提出自己的道统论，并坚持自己认可的儒家之道的思想核心、授受脉络和经典文献。

二、儒学学统四起：谁是正学？ 宋代儒家道统说提出，还与儒学学统四起之际谁是儒学正宗的问题密切相关。[8]石介：《救说》，《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页。

[20]道学、政术为二事其实就是指政统与道统的分离，这是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士大夫面对的政治困局，这一点，也为强调道统论的宋儒所关注。《五经》体系道统论确定的道统代表人物是上古圣王，他们均首先是有位的王者，如果离开他们掌握的政治权力就不能够成为道统的主体。随着儒佛之争的不断深入，中唐以来一些儒家士大夫领袖人物继承原始儒学的道统思想，正式提出了道统学说。其三，三代时期礼乐文明建构主体是有位有德的先王。

朱熹自觉传承早期儒家确立的道统，建构了一个尧舜—孔曾子孟—程朱的道统系列。其二，宋儒《四书》学的道统论在确立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儒家士大夫是内圣外王之道的主体，他们不仅是文化主体，更是政治主体，从而强化了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提升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性地位，使宋儒可以以帝师、大夫的双重身份，在政治领域以道学教育帝王、以道统制约政统。

[2]《昌黎文集》卷十一，《原道》，文渊阁《四库全书》1074册224页。一般来说，《六经》学偏重外王的国家治理，但是仍然离不开内圣品德、道德教化、心性修养，否则就会失去其价值基础和信仰支撑，外王的国家治理、经世致用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

从唐中叶到北宋初期，儒家士大夫提出的道统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倾向，与后来南宋时期的道统论出现单一化的心传不太一样。从唐宋之际道统思想兴起，到朱熹建构以《四书》学为经典依据的道统论，有关道统的学说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得到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道统论问题除了源于士大夫的文化忧患之外，同时还源于他们内心的政治忧患。